摘要：客家发展史是一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辛酸史，也是一部敢为人先、顽强拼搏的拓荒史。勇敢无畏、敢于冒险的客家人多次迁徙，甚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等地区开疆拓土，为当地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在东南亚的客家人将强烈的族群认同和浓厚的乡土观念寄托在了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客家会馆、客家庙宇等文化载体上，但也在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认同挑战、认同困惑以及认同适应。今天，东南亚客家人同其他地区和其他民系的海外华侨华人一样，充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天然纽带和重要桥梁，成为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助推器和粘合剂。

开拓：东南亚客家人的拓荒与冒险精神

客家是汉族民系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构成了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作为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南迁的汉人，客家人至少经历了五次大南迁，现主要聚居于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并广泛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近代岭南地区很多人“下南洋”，客家人也是其中的主体之一，因此海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少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北美、欧洲、澳洲等地谋生。

历史上，客家人总是“在夹缝中生存”，哪里有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就迁往哪里，怎样有利于生存发展就适时改变自己；正因如此，客家发展史虽然是一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辛酸史，但同时也是一部敢为人先、顽强拼搏的拓荒史。这种大规模迁徙，极大地磨炼了客家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务实灵活的品质。就算身处贫瘠的山野，客家人也能从中汲取到生生不息的动力：生活的艰辛炼造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性；资源的匮乏使他们不畏险阻，勇于拓荒；聚族而居的习俗让他们易于组织和领导；尊师敬祖的传统又塑造了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所以，无论是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还是发展于粤东、海外，客家人往往是在极端弱势的地位下，先融入当地再壮大自己，把自身文明与当地特色文化巧妙地融合，以“敢为天下先”的超人胆识，成为了一支不甘屈服、开拓进取的力量，迸发出超强的生存能力。

客家人带着开拓和冒险精神，来到东南亚后总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拓荒、修铁路、开矿山、建商埠。虽然不少人中途遇难，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探险的脚步，大批客家人逐渐在东南亚定居下来。泰国南部的合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都是客家人最早在这些地方开拓和发展起来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刘果因分析道：“客家人处在韩江、北江和东江的上游，土地贫瘠，又无港口，所以受人口的压力，比其他民系更大而更难解决。又加以明末清初抗清运动的失败，因此来到南洋。这些来到南洋的客家人，在家乡既没有作为商业根据地的港口，也没有航海贸易的经验。因此，一到南洋，经济上便与故乡脱节，而成为孤立无援的移民。所以只好靠双手劳动：或从事农工，或经营矿业，披荆斩棘，替人开埠。”可见，客家人总是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他们不能改变局势，就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不能改变他人，就改变自己，继续迁徙乃至远走海外寻找生机，始终勇敢前行。

漂泊：东南亚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适应

从避乱逃荒，到扬帆出海，客家人的脚步一直都未曾停下。“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客家人有着独具自身特色的客家语言和客家文化。然而，空间的移动和边界的跨越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撕裂与困惑，必然是强烈而持久的。与其他总在迁徙的族群一样，客家人亦不能免俗。而“客”一字，在汉语中最早就是对来访者的敬称，后来也用于称呼旅居他乡的人，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与“主”相对，“客”是一个无所倚恃，又疲于奔忙的形象；族如其名，“客家”本身就带有一种颠沛流离的漂泊感。

早期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及其后裔的“国家”、“民族”观念比较淡薄，往往以方言来划分群体。由于强烈的乡土宗族观念，方言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认同标志，客家话、客家山歌、客家方言等都是客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客家人在各帮为独特，既非地缘，亦非血缘，而为方言群。任何方言，均有递变，独客家方言，不系乎时，亦不系乎地。此其独特者也。”客家人创造了“亻厓”这个字，其意思是“我”，念做“ngai”——从字面上看，走到了悬崖边上，再无路可走的人，就是客家人。祖祖辈辈的客家人正是这样，把他们深深的乡土情结和族群认同，都安放在了这些共同的文化符号上。客属会馆是客家人团结的象征，东南亚国家客属会馆在组织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协调作用。比如，泰国客家总会永远荣誉会长伍启芳为弘扬客家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经常带儿孙辈到中国考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创立了泰国客家文艺联谊会，联络全泰国客家文化人士，并定期举办“客家之音”活动；出资设立了梅松文艺基金会，亲自撰写文章呼吁泰国客家人将客家精神发扬光大，鼓励泰国客家青年学习和发扬客家文化。除此，客家人的庙宇也是重要认同载体。在早期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庙宇除了是祭祀神明的地方之外，还兼有学校和会所的功能。比如，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芙蓉、文冬等地客家人信奉仙四师爷，设有仙四师爷庙，丁加奴州（今称登嘉楼州）蒲莱华人新村兴建了大伯公庙，每到节假日村民们都去烧香祭拜。这些物质文化阵地和非物质文化，都是东南亚客家人族群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东南亚各国城市化与现代化推进，东南亚客家人正在慢慢地放弃传统的客家文化，他们对客家族群的认同感也在一步步地走向式微。为了融入更大范围的华人社会和当地主流社会，客家话已沦为街头小贩的语言和客家老人怀旧的一种情绪宣泄，客家山歌等文化形式也在当地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了。东南亚客家后裔的族群认同也变得比较淡薄，他们虽然知道出身客家，但不太会讲客家话，也未必认同客家文化或参加客家人的组织，而是更强调国家身份认同。实际上，东南亚客家人长期以来都面临着文化认同和适应问题。上世纪50年代，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取缔了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而且当地华人倾向于把后代送到西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和文化熏陶，导致他们对方言、习俗等中国文化比较陌生；加之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加紧奉行本土民族优先政策，华人在当地社会受到排挤，东南亚客家人也就不得不重新适应生存环境，淡化甚至放弃客家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被迫做出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东南亚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家庭逐步瓦解，跨族通婚现象不断增多，宗教信仰日益多元化。东南亚社会环境的改变直接对东南亚客家人的方言传承、文化继承和族群认同形成了挑战。故此，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给包括客家话在内的方言以及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东南亚华人文化支系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随着维系华侨华人认同的纽带式微，他们的认同也就逐渐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的范式转变。

联结：东南亚客家人的桥梁及纽带作用

虽然客家是个“漂泊无依”的民系，但如今已经繁衍了近一亿人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声望，还有民谣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如今东南亚客家人不仅向专业技术、金融贸易挺进，而且在政治上也崭露头角。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现任总理李显龙、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等人的祖籍地都是世界客都广东梅州，多次回到广东梅州探亲、祭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以及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的过程中，以华侨华人为桥梁的民间交流作为官方交往的有效补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东南亚客家人同其他汉民系一样，都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

目前，海外的客家社团中，地处东南亚的占了近半数，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越南、文莱等国，这些客家社团是联系中国和东盟国家客家人的重要平台与渠道。世界客属总商会更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民间组织，在中国、印尼等国设立了分会；它把世界客属商人和他们的产业链广泛有机地联合起来，形成团结网络，组建合作平台，提高国际知名度，提高客属商人在定居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日渐成为所在国的重要智力资源，他们还了解当地政治、法律、语言、文化和族群关系，知道如何融合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而且能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宽泛实用的人脉网络，因此独具助力中国企业等行为体“走出去”、“走进去”的特殊优势。

从1971年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在香港举办之后，中国郑州、赣州、成都等地都陆续举办过，2019年第三十届恳亲大会则在著名侨乡梅州举办。近年，先后有陈、林、郑、叶、许、黄、张、方、庄、蔡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姓氏宗亲组织赴河南寻根祭祖，一直以来都定期举行公祭客家母亲河等一系列活动。这都凝聚了海内外客家人的情谊，增强了海内外客家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是海外客家人心系中国、情牵家乡的见证。客家民系人文荟萃、钟灵毓秀，东南亚等地的客家人可以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民心相通的借力对象，我国宜更加充分和巧妙地挖掘和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特殊的粘合剂和助推器的作用。

（陈旖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中国-东盟关系，区域一体化。）